惠民保火爆三年以來，一直避不開的生死存續問題，就是“逆選擇”。
同樣數額的保費下，老年群體和非健康群體參保意愿會更大，也更傾向于續費，而健康體在長期得不到賠付的體驗下，對項目的實際感受削弱，很有可能會逐漸退出。
商業保險產品大多會面臨這種“逆選擇”，一般來說，項目想正常維續只能提升保費或是拉入新的投保人群，否則必然陷入“死亡螺旋”，無法避免運營資金“穿底”。
與之相對應的是，醫保基金通過全民醫保的方式避免了這種“逆選擇”。成為“頂流”商保項目三年后，惠民保的熱潮“冷”了嗎？
近日，上海惠民保項目—滬惠保開啟了2022年的預約參保通道。開放預約首日，參與人數就突破了100萬。
作為全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，“滬惠寶”加入惠民保這股浪潮的時間卻比其他城市要晚一些，直到2021年4月，上海才推出首款惠民保產品。
據滬惠保官方公眾號披露，2021年參保人數超739萬人，全市參保率近30%，累計賠付金額超6億元，以其2021年115元/年的保費計算，全年總保費約為8.5億元，首年參保率、參保人數和保費規模都創下多個行業之最。
一位惠民保從業人士向《財健道》透露，上海作為參保率較高的城市，全年年運營成本應該在8%-10%，首年賠付率超過70%，意味著該項目仍略有結余。不過，他同時強調，疫情下很多醫療需求被滯后了，一旦疫情好轉，封控放開，賠付率很有可能激增。
作為一款“非典型”商業保險，惠民保的盈利和運營模式都處在初期階段。
在其出現之前，中國健康險市場一直是“重疾險”業務占大頭，2018年之后，重疾險行業規模便一路自頂峰下滑，整個商保同樣進入低增長時代，惠民保正是在此時憑借產品和渠道的雙重優勢迅速成為商保頂流。
當然，各個城市惠民保的火爆程度顯然“冷熱不均”。有地區參保率不足5%，甚至不足1%。
惠民保作為商保項目的一種，它為何會爆火，對于現有醫藥行業支付系統的設置來說，惠民保只有“逆選擇”這一個問題嗎？
為了進一步理解這一醫藥領域的新入局者，《財健道》邀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于保榮對這一行業進行深入“解剖”，作為醫保改革近30年來的親歷者和研究者，于保榮分享了從他的視角所看到的惠民保。
01 惠民保的誕生背后
財健道：“惠民保”第一款產品2015年就在深圳誕生了，但是2019年這個行業才火起來，這中間發生了什么？
于保榮：惠民保的這波崛起跟TPA（第三方保險服務提供商）平臺、創新藥受關注都脫不開關系。
打一個比方，原來保險是一個駱駝，醫藥企業也是駱駝，大家互相不理解，也沒有共性，TPA是他們中間的螞蟻，出現之后在里邊穿針引線，承擔了一個中介的作用，它是這個產業生態鏈中積極性最高的。
創新藥企對惠民保的期待很好理解，如果醫保目錄進不去，惠民保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銷售區域，甚至還能給他們導流用戶，自然是好事。
但很多時候藥企受委屈是一定的，一方面，惠民保“普惠”的特性要求保費不能太高，這個前提限制了特藥目錄的數量增長，非此即彼的情況下就有了競價空間；另一方面，作為有地方政府站臺的“小醫保”，藥企談判的時候往往只能是“乙方”。
在英國和德國按照醫保創新的支付方式，創新藥企和醫保之間的關系一個是用量來定，另一個是按照療效來定，這兩種狀況下藥企話語權會相對高一些。
財健道：惠民保之前，商保也推出過特藥險、百萬醫療等產品，為什么都沒有達到惠民保這樣的熱度？
于保榮：我們曾經比較過百萬醫療和第一代惠民保產品，從理性角度來看，百萬醫療產品在起賠額和限制上都會更好一點。但是商業保險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渠道費用高，包括特藥險也是，渠道費用高企其實限制了它的增長。
02 惠民保的“低保費”會一直持續嗎？
財健道：有用戶總結惠民保是“商保身、醫保心”，雖然是商保的身份，干的是醫保的活，您怎么看這個說法？
于保榮：惠民保現在強調的特征是低保費，寬門檻，高保額。但是從發展的角度來看，低保費它就不可能是高保額，這是一個悖論。
大多數惠民保起賠額不低于2萬元，住一次院，醫保報銷后花到兩萬以上的概率有多大？
醫保是用全民參與來克服逆選擇的風險，惠民保各地參保率則高低不同。越往后發展，“逆選擇”的情況會越嚴重，往往是有病的人愿意買，沒病的人不愿意買，年紀大的愿意買，年輕人不愿意買。
只有一種情況，估算好了需要賠付的人數和金額，同時依賴政府站臺吸引大批健康人群也來買，才能保證一個可持續的運營模式。
財健道：那惠民保的低保費高保額一直持續，有可能嗎？
于保榮：我們之前有測算過，如果一個地區參保人數不到30萬，總金額到不了2000萬，那惠民保產品基本上是做不下去的。尤其是經濟環境一旦下滑，個人可支配收入降低，健康人群體驗不明顯后覺得可有可無不再加入，項目隨時有斷流的風險。
如果每個購買者都是理性的，惠民保產品銷售會更難。要不要買某個商保產品應該是因人而異的，在他身上和在你身上腫瘤的發生率完全不同，要根據情況判斷。
此外，現有的惠民保保費雖然已經足夠低了，但觸達率仍然是有限的，且很難再大規模增長或降費了，市場向下突圍的可能性很低，長期持續性也面臨考驗。
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隱患是，目前很多城市惠民保項目都是直接跟個人賬戶打通，從個賬劃扣。個賬將來如果進行改造，無法直接劃扣，只能用戶自己從兜里掏錢，還有多少人會買？
財健道：如果為了提高參保率，是不是應該鼓勵個賬劃扣這種方式？
于保榮：現在大約94個地區的惠民保產品是可以從個人賬戶劃扣，因為個賬結余很厲害，從數據來看，打通個賬的地區，參保率明顯變高，有的甚至超過50%，沒有開通的就明顯低了，最低的才0.8%，全國平均參保率不到10%。
出資比例低的地區，惠民保能達到“惠民”的作用、對醫保進行有效的補充嗎？
這里面又涉及一個法律問題，個賬的錢是個人的還是醫保的？這算不算是拿醫保的錢去補貼商保？
個賬是以醫保的名義收上來的，法律規定醫保的錢只能用于賠付醫療費用，而交給商業保險經辦，就算它是保本微利，其中也有運營成本存在，是不是違反了相關法律？
03 惠民保的“一體兩面”如何抉擇？
財健道：您怎么看很多人把各個城市的“惠民保”又叫做“小醫保”？
于保榮：“惠民保”現在站在一個模糊地帶。我們首先厘清一個概念，惠民保普惠的特質背后，它仍然是商業保險的一種，商業保險是要求盈利的，它后面有股東，有分紅。
2020年中國商業健康險保費收入8000多個億，差不多是醫保的1/3，但支出才多少，3000億不到，只有醫保的13%左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3000億支出里面，3/4都是重疾險，中國的重疾險市場能占到全球市場規模的3/4。
醫保“保基本”的前提下，用戶對于抵抗風險就是有需求的，但是從歷史數據來看，重疾險超過70%的賠付金額是在10萬以下，它并沒有達到用戶想抵抗大病風險的目的。
“惠民保”給了另外一個選擇，我花較少的錢就可以買到一個看起來杠桿很高的健康保障，打“普惠”的標簽，這是不是很像醫保承擔的作用？更重要的是，當地政府給惠民保產品站臺，這是它最像醫保的地方，也是惠民保跟普通商保最不同的一點。
問題也在這里，本質上惠民保是一個商業保險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是不是被模糊了？
其實如果各地政府能集中精力把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做好，效果應該不輸惠民保。
財健道：現在提到惠民保，必然會提“商保是醫保的補充”這個觀點，您怎么看兩者的關系？
于保榮：商保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，這是肯定沒問題的。
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經濟學問題。同樣的金額，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哪個效率更高，治好同樣的病，哪個便宜？我們就應該選哪個。
但現在有一種奇怪的趨勢，是把商保當成了公益和救命稻草。
舉個例子，目前城鄉居民保險的籌資水平是每年至少增長30元，兩年就是60元，和很多惠民保產品一年的籌資標準是一樣的，它還是全員覆蓋的，難道城鄉居民保險不是“普惠型”保險？
如果人均保費為一年700多元/800多元的城鄉居民醫保不是普惠式保險，一年人均保費為39元/49元/59元的商保是怎么做到普惠的呢？
醫保和商保類似于經濟適用品和輕奢消費品的區別，醫保更講究力量感，全方位覆蓋，商保更偏向于個性化。但現在惠民保既不是醫保的定位，也不是商保“奢侈品”的定位，而是“兩不像”。
財健道：醫保基金一直存在“穿底”的風險，這個前提下，我們能在哪些地方有所改進嗎？
于保榮：你指的穿底首先是居民醫保基金，職工醫保基金穿底的很少，當然像東北地區職工醫保基金穿底，主要是因為人口結構有嚴重的問題，大批勞動力都離開了，而全國大部分地區職工醫保基金是有盈余的。
但中國職工醫保基金的錢是只能職工用，居民沒法用。以家庭為單位舉例，一個家庭里，職工醫保的參保人是勞動力，孩子和老人是居民，居民保險的籌資水平低，福利少，因此穿底的風險就大。在很多國家，這兩個醫保基金是打通的。
為什么？因為職工繳費率高，生病也少，居民則明顯相反。例如日本，是每年從職工醫保基金向居民醫基金轉移一部分資金，德國則是以家庭為單位參保，醫保基金籌資的時候按照收入的比例收取，但是使用的時候則按照不同年齡群、風險系數等指標進行劃分，比如說你的爺爺奶奶，他的醫保基金使用系數可能是1.5，你可能只有0.5。
醫保基金的目的一直是為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，我們能不能仿效這種做法作出一些改變呢？
（鈦媒體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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